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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石:熬過人生最黑暗時刻的經歷,會成為你的財富

發布者:admin 點擊: 發表時間:2018-04-11

不要成為沒文化的運動人

也不要成為不運動的文化人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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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回歸未來”主題演講過程中,王石一度淚流滿面。


2017 年,歷時 2 年半的寶萬之爭塵埃落定,深圳地鐵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,6 月 21 日,王石正式卸下萬科董事長一職。


有人認為,過去這兩年,對王石而言是人生中的至暗時刻,但王石說:


不算是。


1

我也是人

我不是圣人


就我個人經歷來講,從 80 年代到現在,我經歷的最黑暗的時刻,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。


當時有一個帖子,內容有兩條:


第一,王石認為萬科捐款 200 萬是合適的。


第二,王石提示員工捐款不要超過十元錢。


這兩點,讓我成了歷史罪人。


一個曾經很有影響力、很有名望的著名企業家,還是登上過珠峰的這人,突然被打翻在地,再踩上一只腳。


我追求的偉大企業,在道德上一定要有制高點的,當時卻被抨擊:


你雖然登上了珠穆朗瑪峰,但你的道德還沒有墳頭兒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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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好我覺得這是非常有爭論的問題,到今天也有爭論。對于我來講,那是一個非常難受的時刻。


首先,我感到非常孤立;其次,這是我個人(言論)帶來的。


一直以來,我和我的團隊都在為捍衛萬科的文化而戰斗。


大家提到了過去兩年的“萬寶之爭”,我想說,我們在捍衛萬科品牌和萬科文化。


盡管資本市場不這樣看,他們認為應該是以資本的角度來說話。


但回憶 2008 年汶川地震,因為我一個人的言論引發了對萬科公司的沖擊。


我也是人,我不是圣人。


突然被網民、被主流輿論否定時,我是非常痛苦的。當時群情激憤,公司信用受到很大沖擊。


但我認為我沒有錯,我的痛苦就在于,我的信念認為我沒有錯。


但整個輿論認為你王石不但錯了,還到了十惡不赦的地步,因為你很吝嗇。突然在公眾形象上,我成為一個吝嗇的人。


我是吝嗇的人嗎?我是嗎?我不認為我是。


但是問題在這兒,我就處在這樣一個位置,我感到非常孤立,非常無援,感到自己非常軟弱。


這個時候有人勸我:王總,你現在必須辭職,而且要離開這個國家。你制造的這個事件,大家多少年以后會重新審視。


但我不能為了將來如何評價而離開,我不會因為這個理由而辭職。


但我對辭職做了準備。準備什么?


如果我的言論影響了萬科股價,投資者受損失,我會辭職;


如果消費者拒絕買萬科的房子,萬科銷售受影響,我會辭職;


如果萬科員工覺得董事長錯了,他們罷工,要集體辭職。我會說,他們不用辭職,我辭職。


只要這三種情況不會發生,那么我就不會辭職,但我心里是非常痛苦的。熬過那段時間是非常難的,但熬過來了。


2

我是怎么走過來的

和你分享四點


如何熬過內心的痛苦?


第一、我做了最壞的打算。


我甚至準備了肉體上被消滅,當然我不能坐以待斃。


如果你做了最壞的打算,還準備接受,你還有什么不能接受的?


第二、要保持樂觀的態度。


誰知道十天之后會發生什么情況,誰知道一個月之后會發生什么情況。


第三、努力是非常重要的。


你盡力了,失敗了也不會后悔,因為你已經盡了最大努力。


反過來講,如果沒有盡力,因為心存僥幸,最后失敗了,你一定會后悔,為什么當時不再努力一下。


不是有句話叫:


勝利往往在最后一下的堅持努力當中。


所以一定要堅持努力。


第四、如何面對最困難時刻的經歷,會成為你的財富。


這一點是我今天想特別分享的。


我相信褚時健廠長和他的夫人馬大姐,是最有資格講這個的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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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把苦難的經歷變成財富?


我談的例子是汶川地震,這件事給我留下的財富是什么?


我總結為,雖然那年我 57 歲,但有人說我像個青澀的蘋果,還是很不成熟,對很多事情認識得很幼稚,這里不是說反諷的話。


比如說我作為一個董事長,我說的話,不是錯或者對,但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負面反應,影響了公司品牌,影響了股東對股票價值判斷。


雖然我個人還是認為我沒有錯,但我應該對萬科負責,應該采取緊急措施。


不要把你個人的情感、個人的訴求和企業等同起來。


這樣總結出的感悟,成了我的財富。


當我意識到我個人的影響力比我想象中大的時候,當萬科公司的社會影響力比想象中大的時候,就應該有更多的擔當,更多的責任,同時忍受更多的委屈。


3

主動放下

才是真正的考驗


1998 年,萬科成為中國上市公司中最大的房地產公司,但也就是那一年,我決定辭去總經理職務。


為什么?


因為對我來說最大的成就,不是將萬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產公司,而是將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。


我在整個過程當中因為擔任了這樣的角色,成為全國知名人士,也可以說是人生進入了一個高峰。


但我決定辭職,并不是從萬科退休,而是為了一個現代企業的健康發展,不應該讓我在這個舞臺上占用更多資源。


我覺得,一個現代企業更多的應該是建立制度。需要的是團隊,是品牌,而不是老板的個人魅力。


我現在個人影響力大,看起來對萬科有好處,但反過來講,也可能會造成殺傷力。


4

我給萬科

帶來了什么


第一、選擇了行業多元化,選擇了房地產。


第二、建立一個制度,建立企業制度。


第三、建立了這樣一個團隊。


第四、品牌。


我記得宣布決定的那天,一切都非常平靜,我睡覺非常平穩,第二天早晨也沒有什么感覺。我和平常一樣地來到公司。當然,辦公室變得不再一樣了。


我說人呢?平時有很多業務經理什么的向我匯報,讓我簽字,可是這一天冷冷清清。


有點虎落平川的感覺。


這是一個終極問題:


對許多企業家來說,不是企業離不開你,而是你離不開企業。因為你沒有了自我,沒有了存在感和價值感。


其實,對每個企業家來說,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。人的生命,包括職業生命都是有限的,最終你都要放下,但這是被動的。


主動放下,才是對你的考驗。


很多企業家說我也學習放下,但不是我不想放下,是公司離不開我,離開一個禮拜,就天下大亂了。這方面我是有體會的,這是不容易做到的,我相信我做到了。


我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,你想放下還不行,你就是克服了權力欲也不行,你一定要給你自己再開辟一個新天地,到社會上開辟一個你可以發揮作用的場所。


這就是為什么 1999 年之后,我更多地到社會上做公益,到社會上做慈善,到戶外去做我個人兒時實現不了的夢想:


登山,飛傘,帆船,賽艇…


人在最困難的時候,要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再反彈的能力。


褚廠長(褚時建)的人生,也經歷過至暗時刻。從監獄出來之后,73 歲,帶著老伴到哀牢山去創業。


我還記得在那之后第一次見他的情景,他戴著一個草帽,圓領衫,開著口的,正在和一個民工討價還價,就是修水泵,人家要 80 塊錢,他給人家還價 60 塊錢。


你會發覺這是一個曾經叱嗟風云,一年利稅 300 億的煙草大王,在山頭上跟修水泵討價還價。


我就問他,種的成苗什么時候能夠掛果?


他告訴我6年,去的時候是 2004 年,再去的時候已經是 2010 年了,他已經 90 歲了。


所以他這樣一個大起大落,曾經那么輝煌,又那么遭難。他用這樣的方式告訴我,80 歲之后的狀態應該是什么樣的。我非常感慨,非常有啟發。


5

創業

是一場生死戰


我從 32 歲開始創業。


1983 年我來到深圳特區創業,第一筆單子是賣玉米飼料。


1983 年,是一個萬元戶都不得了的時代。我一個月能賺十幾萬,正在我風聲水起的時候,我開始聘請了兩三個民工,文化程度都沒有上過初中,我白天帶他們干活,晚上我就當教員給他們上課講語文,講數學。


我記得很清楚,給他們上完課,光著膀子在記帳,雖然創業階段過得艱苦,但還是很愉快。


在這個時候,我已經賺錢賺到三十多萬,發生了一個事情叫肥雞丸事件。


雞飼料有致癌素,養雞場的小雞沒人要,現飼料廠也就不要飼料,玉米也沒人要了。3000 塊錢一噸的玉米,被我 200 塊錢當魚飼料賣。


不僅我賺的 30 萬賠進去,還凈賠 40 萬。


我當時誰都沒告訴,回到大連將大連、天津、青島的玉米庫存一掃而光,但是我約定,貨到一百天付款。


因為他們也積壓著庫存,想運運不出去,所以就同意了。


我為什么訂這些貨?現在回想起來就是賭。


我就賭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雞,當你要玉米的時候發現誰都沒有,就我有。


這個邏輯當然沒有錯,問題在時間上的壓力,因為我一百天后要付款的。


所以我特別希望這個船被暴風雨打沉,打沉了我有保險。這時候我發現我心底的陰暗面,我擔心貨到了沒人要,所以寧愿希望船沉。


就在這時,香港的《大公報》、《信報》給了一條信息,香港要吃雞了。而第一條到的船上載有 7000 噸玉米,被兩個大飼料廠分了。


多年后回顧,這算我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
6

人生的第一桶金

意味著什么


作為一個創業家,一無所有的時候,有的是想象力。


敢闖、不拘束,當然也有賭博心理,實際上我的成功帶有一部分運氣和僥幸。


之后你會發現,你做生意基本是參雜著這樣一個賭博和冒險,而且類似這樣的情況很多。


創業是需要承擔風險的,創業初期往往會遇到“賭博”的成分,你要有膽識。但企業做大之后,“賭”就會造成很大的風險。


7

慈善公益的本質

是什么


2003 年,我被朋友帶著去參觀一位德國女士開的盲童學校。


我想,可能是讓我去捐錢吧,心里帶著一絲“給予者”的優越感。


孩子們唱歌歡迎我們的到來。領唱的男孩來自拉薩,叫久美,他純真、激情而富有表現力的嗓音令人聯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 ? 波切利。


在之后的交談中,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。


他用手把我的臉從上到下細細摸過一遍,笑著說:


叔叔,您是個好人!


那個剎那,我心里打了一個激靈。


一個世人眼中身有殘缺的孩子,卻是那么的自信,對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美好、積極。他揚起的笑臉,給予我許多能量。讓我一下子從自以為是的捐贈者的心態上降了下來。


所謂做慈善、做公益,不僅僅是施與受的關系,不僅僅是給錢給物,更是平等的關注和互相的給予。


2004 年,我們啟程去北極,北京大學生物系的潘文石教授來首都機場送行。潘教授是我國自然保護事業的先驅,大熊貓研究的大腕,常年扎根野外做調查、搞研究。


在機場,潘教授交給我兩樣東西,一個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樣性保護基地的旗幟,希望我帶到極點去。此外還有一封信,信的大意:


他非常佩服探險的英雄行為,他覺得探險是對大自然的尊重,與環境保護、生態保護等精神是一致的,他衷心祝愿我們成功。


但我知道自己身上沒有教授所說的這種精神。


作為一個戶外活動愛好者,我肯定不會有意破壞環境,但我僅僅把戶外探險活動當作張揚自己個性的行為,從沒想過把它作為一種社會正面的指向。


當然,我是個明白人,能讀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:


你是一個公眾人物,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力,以高尚的行為帶動整個社會!


我也可以變得更高尚一些!


從此,我再也不能為了張揚而張揚,應該嘗試把自己的戶外探險活動與公益活動結合起來。


探險有極,公益無限,在接下來的探險活動中,我都盡量賦予其一個公益主題。


南極,為了拯救白頭葉猴進行募捐;珠峰,踐行零垃圾登頂等等。


如果說潘教授的信,讓我意識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環保的事兒,參與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,則讓我受益良多。


2004 年 6 月,我受首創公司董事長劉曉光(已故)邀請,前往內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參加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成立大會。


說實話,那個時候我的參與是很被動的,但參與之后,發現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業家聚到一起,為一個共同的目標 ——


治理沙塵暴,那么熱烈的討論,那么的富有激情。


雖然有地域、文化、性格的差異,但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。


可以說,我在阿拉善是個受益者。我在這里學會了妥協,學會了包容。那么多企業家,都是老板,誰做誰的主?


開會得有規則,決策要講民主。


在阿拉善,我們采用“羅伯特議事規則”實現程序民主。


還有,為了讓事情進展下去,有時必須要把分歧放在一邊,不妥協事情就進展不下去。


站在這個節點上往前看,我希望自己的第三個三十年,能把三分之一時間花在公益環保事業上。


8

分享四件

關于成長的法寶


  • 堅定的愿景

  • 適度的運動(包括無氧運動)

  • 健康的飲食

  •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


不要成為沒文化的運動人,也不要成為不運動的文化人。


我在 67 歲的時候,也就是 2018 年,開始學習體育項目蹦床。蹦床曾經是跳水、體操運動的輔助訓練,后來成為奧林匹克的金牌項目。


進入第三個人生階段,人體的柔韌性、身體的協調性是非常重要的。


人這一輩子,最難的就是認知自我。


對人們來說,全面地認識自己,知道自己的天賦,也知道自己的弱點。


成功的人,大多是靠最大化發揮自己的天賦。


所以我始終認為,成功才是成功之母。人們會在成功中獲得自信和贊美。


失敗并非成功之母,失敗次數多了就徹底失敗了。能揚長補短的地方盡量揚長補短,能克服短板,并且把短板變成優勢,那更加難得。


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,我卯著勁兒在 60 多歲的年齡去哈佛、劍橋讀書。我沒放棄,因為到了這個年紀,如果放棄,將不可能有第二次機會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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